普洱茶的历史与文化

普洱茶是云南历史悠久的传统名茶，从古老先民发现茶、利用茶，到三国时期受蜀汉文化的影响而驯化、种植茶树；从唐代樊绰《蛮书》中“散收，无采造法”的早期产品，到明代的“蒸而团之”的“普茶”，再到清代、民国时期各种规格的团茶饼茶、沱茶、砖茶、茶膏、紧茶等，最终到现代采用传统或人工发酵的方法实现了规模化生产。

(一)茶出银生城界诸山

人们对茶叶的认识、利用、驯化和人工种植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。云南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孕育了丰富的物种资源，云南作为世界茶树的原产地，茶树诞生其中并不断发展、演化。

2000多年前，当地的濮人在长期的生产、生活中逐渐认识、利用茶树，以茶为药、以茶为食。三国时期，诸葛亮平定南中等地，深刻而久远地影响了云南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。先民们在原有认识的基础上，进一步驯化、种植茶树并进一步利用茶叶。此时是巴蜀文化对云南发展影响较大的时期，推动了云南茶叶早期的发展。

唐宋期间，云南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，此时巴蜀和江南茶叶均已实现了突破性的发展，由最初的生晒羹饮演变至蒸青饼茶，但由于普洱茶与主流茶的交流欠缺，导致其发展处于停滞状态。

公元738年，蒙舍人（今彝族的先民）在大理一带建立了相对独立的南诏王国并不断发展壮大，辖境超过今云南全境。

公元751年，南诏军队在与唐军的战争中大获全胜。因此陆羽在《茶经》中并未加入云南茶区。但在《茶经》成书106年之后，唐使樊绰于咸通五年（公元864年）在《蛮书》一书中记述“茶出银生城界诸山，散收无采造法，蒙舍蛮以椒、姜、桂和烹而饮之”。

这是汉文史籍中最早对云南茶叶的明确记述。

其“银生城界诸山”，就是银生节度使管辖的茶山，包括今普洱市、西双版纳州等地的古茶山。银生城即今普洱市景东县，是南诏时期茶叶集散地。此时，已经有了云南茶叶的大体产地，但无“普洱”和“普洱茶”的说法。

宋朝时期，云南地区建立的大理国，独立于中原王朝，严重阻碍了宋代龙团凤饼、斗茶之风等的传入与发展。

唐宋是我国茶叶事业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，实现了突破性发展，而此时的普洱茶区归银生城统一管理，普洱茶在“隔离于世”的背景下缓慢地传播与发展，整体效果不佳。

南宋时期李石撰写的《续博物志》也只写了“茶出银生诸山，采无时，杂椒姜烹而饮之。” 进一步肯定了云南茶叶的产地和饮用方法，但也无“普洱茶”一说。

元朝将大理国灭亡之后，建立了云南行省，再次将云南一带纳入中央王朝的管辖范围。云南茶叶也得到蒙古人的普遍青睐，并随蒙古人的征战开始传播，茶叶交易日趋频繁。

元大德七年（公元1303年），李京撰写的《云南志略》“诸夷风俗”一篇记有“交易五日一集，旦则妇人为市，日中男子为市，以毡布茶盐互相贸易”。此时，仍无“普洱”和“普洱茶”的名称。

(二)“普洱”地名及“普洱茶”名称的出现

在今普洱市宁洱县一带，商、周时期属产里地；

秦朝属西南夷地，西汉为哀牢地，东汉、三国时期属益州永昌郡，隋代时为“濮部”。

唐代南诏时期称“步日睑”(“步日”是低语“濮人兄弟”之意，指布朗人），属银生节度。

大理国时期改称“步日部”，属威楚府；元置普日（读音同“耳”）思摩甸长官司，属元江路。

明洪武十六年（公元1383年），“普日”改写成“普耳”，属车里宣慰使司（今西双版纳州）管辖，万历年间又改写成“普洱”。

清雍正七（公元1729年）设普洱府，雍正十三年（1735年），置宁洱县，为普洱府驻地。

1913年，宁洱县更名为普洱县，次年复名为宁洱县。

1951年，宁洱县更名为普洱县，县人民政府驻宁洱镇。

2007年，普洱县更名为宁洱县，原地级思茅市更名为普洱市，辖思茅区、宁洱县、墨江县、景东县、澜沧具等10县（区）。

明朝初期，“普耳（洱）”地名开始出现，并因茶叶交易的发展，逐渐出现了“普（洱）茶”名称。

当时，由于茶马互市与郑和下西洋，使茶叶、丝绸、陶瓷的贸易大为繁荣，茶叶市场需求旺盛。车里宣慰使司利用优越的自然条件、丰富的古茶山资源和较为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，曾有组织地发展过大规模茶叶种植，为清朝时期“普洱茶”大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车里宣慰使司除大规模发展种植茶叶外，还在其管理的北部边境交通要道“普洱”设立了相当于现在的边境贸易口岸，车里所产茶叶和其他物产在此集散贸易，车里宣慰使司还派了一名官员到普洱进行管理。

明万历时期《云南通志》中有“车里之普洱，此处产茶，有车里一头目居之”的记载。“普洱”地名首次出现在史志书上，并肯定了其处产茶。但此时，还是没有“普洱茶”之说。由于在普洱集散的茶叶“较他茶为盛”，茶市日趋繁荣。

对于车里宜慰使司境内的少数民族来说，一方面其境内山山都有茶叶，一方面没有文字或多数不懂文字，更不会记录茶叶产自易武、倚邦或者是什么茶山，而普洱作为车里的“边境贸易口岸”有大量商人来此进行茶叶交易，于是逐渐有了“普洱茶”的名称，在汉文史籍中也才逐渐有了普洱茶”的记载。

在明万历年间谢肇制的《滇略》一书中，有“士庶所用，皆普茶也，蒸而团之”的记述，“普茶”首次在史书中出现。这书中所说的“普茶”就是“普洱茶”。

明末清初，方以智《物理小识》（1643年编定）中有“普洱茶蒸之成团，西蕃市之，最能化物”的记述，在清康熙五十三年（公元1714年）章履成的《元江府志》中也有“普洱茶，出普洱山”的记述。

清雍正七年（公元1729年）普府成立后，对普洱茶的记述就多了。

其中有用“普洱茶”的，也有用“普茶”的，如张泓的《滇南新语》（公元1755年前后）中同时有“普洱”和“普茶”的记述，赵学敏的《本草纲目拾遗》（公元1765年）中有“普洱茶”的记述，《滇海虞衡志》（公元1799年）中有“普茶”和“普洱所属六茶山”的记述，而阮福《普洱茶记》（公元1825年前后），则是直接以“普洱茶”为题了。

(三)“普洱茶”的创新发展

抗日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，云南茶叶市场空前萧条。老牌茶区易武等地“因技术不求改善，制法守旧”，加上瘟疫流行，茶农大量外逃，“以至产量锐减销场日滞”。

总的来说，在民国时期，普洱茶的发展潦倒不堪，令人唏嘘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国民经济得到恢复，云南普洱茶重新回到大众的视野中。

当时的交通条件得到改善，经缅甸、老挝、越南、印度等国家的新茶路得到开发，以及包装和仓储条件的改善，普洱茶运往西藏的时间大大缩短，由过去100天缩短为40天，普洱茶的自然后发酵过程较难于此期间自然完成。

因此，各厂开始研究人工陈化工艺，包括20世纪50年代下关茶厂的人工冷发酵、蒸汽热发酵的工艺研究。

20世纪70年代初，对外贸易不断扩大，普洱茶生产供不应求。

根据消费者对普洱茶的要求，云南省茶叶公司在昆明茶厂研制人工后发酵普洱茶，在勐海茶厂等国营生产厂家推行现代普洱茶生产新工艺、新技术，使普洱茶加工进入了注重科技、重视品质和效益的新时期，并使普洱茶传统工艺在这一阶段得到了恢复。